含羞草的移植

她是一個不適和移民的人，卻和遷移有緣。

第一次搬家，十歲，四年級剛結束。

從鄉下搬到城市。父母開了一家麵包店。父親負責送貨，識字不多的母親每天早上四點起床準備第一爐麵包。大姐輟學成為母親的助手，其它兄姐和她放學之後的工作，作功課之外是看店和包麵包。

她們在老家是一個大家庭。一半村民相同性氏，走到那都是叔伯親戚。二合院的大厝是一個安全的世界。

雖然只是從島的西邊搬到東邊，新的城市像過年的新衣，新奇但不自在，總覺人家注視著她。最安全的辦法是安靜不出聲，不引人注意。

不驚動外在不保證外在不會干擾人，讓妳自然而舒服地適應新環境。

首先，新的班級人才輩出，競爭激烈，突然之間她再也不是最優秀、最受師長寵愛的一群之一。加上男同學的作弄，兩條街外那個異常男子的盯梢…，都讓人張惶無措。

前兩者如果是序幕，惡夢其實才開始。

父母的店位於市區，老師們逛街，約會，去唯一一家專映西片的電影院時總會經過。有一回導師從門口經過，第二天，叫她上台作算術演算。她瞪著黑板發抖算不出來。老師擰著她的臉頰當眾教訓：「只會包麵包，沒有前途。」

那一陣子，她怕死了老師從門口經過。

所幸，當一個人年輕，時間可以解決所有問題。

她的學校是九年一貫制——國小國中同在一個學校。升上國中，加入外城鎮的新生，很快成為「前輩」。幾位熱忱的老師，尤讓她的國中生活值得記憶。其中國文老師點燃了她對寫作的興趣。

吳老師仔細批改她的作文，有時，他的批語比她的文章還長。他說，好的文章寫人性的真、善、美。那時，她是節奏樂團團員，責任之一是早上升旗時負責伴奏。吳老師常站在一旁，跟她談一些課堂外的文學知識，或建議值得讀的課外書如「精華煙雲」。有次，他提到「金門日報」副刊上登了一篇文章，要她不妨一讀。讀後她才發現那篇散文是吳老師以筆名發表、寫給他心儀的一位女老師（後來成為他的妻子。）

多年後的冬天，和家人慣例通越洋電話時，她的姑姑說，從家鄉聽到的消息「吳老師癌症逝世，不過四十幾。」人在天涯，一下子覺得那段在小島上的青春，好近，也好遠。

高中畢業搬到台灣，大城市讓人眼花繚亂。遷移的不適不定時出現。班裏外省同學一口標準的國語、自信的神情、時髦的穿著都讓她自卑。當同學們愷愷而談政治黨派新聞處理名牌流行，對成長在只有黨軍營報紙電視的她，同學的博學新進，簡直無從匹比。

只有和金門死黨在一起時，才覺得舒服。幾個女生不定期聚會，有時約在茶館，有時窩在某人的新家，以金門人的大嗓門大聲說話，用力地笑，暢聊通宵。她們交換各自在不同大學的生活心得，包括新戀情。聊到清晨再晃到附近的永和豆漿吃早餐，然後各奔東西去經歷各自的新生命。

大二開始，她開始工作。直到畢業，經歷了印刷、電子、電視等媒體，聚集了豐富的經驗。

不同於大部分金門同學的父母待守在故鄉。為了母親就醫，她的家人幾乎同時遷台。一時之間全家同時適應著新的環境。為了生計，父母嘗試過不同的行業，最後終於在永和落腳定居

母親去世時，家經歷瓦解與迅速重組。母親一直是家的重心。她的強韌，每個孩子依賴她之深，即使當她去世多年，始終不變。失去母親成為她一生永遠無法彌補的痛。

那年夏天，她的小弟上成功嶺。和家人去探望他。遠遠的，他從草地的彼方走來，頂著青澀光頭，著著鬆跨軍服，她心喊：「天，他還只是個孩子呢。」失去母親，聯考失利，軍隊訓練，這一切必定是太多了。無法不想起母親生前，清晨時站在店門口一邊整理報紙，一邊遠遠心急地看他禮讓所有人先上車，自己掉在車尾；有時甚至擠不上公車。

大哥騎車載她去公館裱母親的遺像。橋上風大狂吹。上個星期還幫母親擦澡、餵食，她就這樣走了。「再也沒有人可以講心事 …」她哽著喉說。「她聽得到的。」大哥在前座說。一貫沉穩的他，聲調帶著哭泣。

有時騎車在城市裏，她會突然停下大哭，腦裡不斷地重複：「我是個沒有母親的孩子……。」

新環境雖然帶給人種種不適，但新的土地也給人新的養分。每天，一睜開眼，那些小島看不到的故事，聽不到的方言台語，聞不到的氣味，不斷地貫穿入我的毛細孔。曾幾何時，她習慣了深夜從報社下班，在巷口吃一碗陽春麵加蛋。有時候清晨從PUB回到家門，鄰居的阿婆正推出賣早餐的麵攤。兩人交換了問候的眼光。臺北的清晨深夜由生疏變熟悉。

台北晃眼間從異鄉成為故鄉，那轉變也帶給她一種錯覺，自信的以為，從此可以在任何地方落腳安歇。

* * * *

You are so delicate, like a mimosa. Delicate plates are more difficult to uproot and transplant. For a while, you’ll feel like a plant with its roots exposed. you’ll have to learn how to protect yourself. (你是如此嬌弱，像株含羞草。嬌弱的植物難以移植。有一段時間，你會覺得好像根暴露在外，所以你必須學習保護自己。Lost in Translation – by Eva Hoffman)

如果年少兩次遷移是因為外在因素，赴美是自發的出走。

畢業之後她繼續在媒體遊走，報社期間跑電影和音樂路線。想起那些在試片室便當、看試片的日子，那是一條她至今認為最好的路線。那段期間有機會和和外國明星面對面，但卻只能借助翻譯。法國電影節，東京影展，她有機會和外國導演製甚至演員片面對面。但膚淺的對話後，就只呆在那。專業讓人心虛，英語一直是心頭的痛。

成長於小島優良師資缺乏，她的英語程度和發音都不是最道地的。

大學第一年，被點名朗讀後，英語老師問，

「妳是哪裡人？」

「金門。」

「難怪，」他說。

難怪？什麼意思？

「妳的英語腔不一樣，，，，」

下了很多次決心把英語練好。清晨起來聽空中英語，昏頭昏腦，課沒上完，已昏昏睡去。鎖定ICRT，聽不懂。上語言班，從科見、格蘭到地球村，還是害羞不敢發言。

一天在速食店看到一位外國青年在做中文作業，想到講得一口優秀中日語的小弟形容自己學語言的訣竅:「把握任何conversation的機會，看到外國人，就樸上去，不要怕羞。」她氣一提，拉開對方前面的椅子，坐下，開口，「嗨你有沒有興趣交換語言？」

那外國人嚇了一跳，從他的表情，不是以為這女人有精神病，就是別有用心。她不得不把名片掏出來證明。弄明她的來意，兩人終於交換電話，外國人說等他搬好家安頓下來會聯絡。

一天夜裡，她正在報社為截稿迫忙得精神緊迫，同事轉來電話：「一個外國男生的聲音。」她壓住話筒說。

她和外國人開始交換語言，定期在報社頂樓的福利社餐廳上課。

外國人是畢業於里茲大學的巴基斯坦後裔。他在各地遊走，希望找到更好的生活。

一天，他頹喪地來上課。原來，經過了幾次面談，他以為很有機會進入一家知名的臺灣英文媒體工作，但最後卻敗給一名白人應徵者。「為什麼？」他不解的用生硬的國與問。「他們說很喜歡我。」然後他換成英語：「我以為台灣沒有種族歧視，也許我錯了？…」

因為外國人，她有機會認識更多在台灣的外國人。認識他們以英語優勢在亞洲城市間遊走、謀生，過著外表自由自在的生活。也近距離看到他們許多人PARTY、啤酒、煙、台灣女孩不斷，沒有什麼生活目標的不定。

出國一直在心理，卻從未下定決心準備。斷斷續續往南陽街補習費，英文卻始終破得可以。「出去走走」本來只是一個單純的動機，加上「可能留學，上研究所」多了許多枝節。

這時報社的變革間接促成她的計劃。厭倦了不夠專業的心虛，下了走人的決心。

出國前常開著她的福特嘉年華到處逛，因為路況和技術皆不良，每出一趟門就像作戰一場。

三月的春雨下不停，美國在台協會外撐傘的人群，旅行社的人發著廣告傳單。她幻想著異國的陽光。

經過羅斯福路。那時的羅斯福路坑坑洞洞與滿目蒼夷，自從搬到這城，至少八年，沒見它平順坦直美麗過。每回經過公館的鐵皮地面，她總不由地想起﹕一個雨夜，大弟騎車經過那滑膩的黑色地面，連車帶人跌的淒慘。經過，扶起他的那大學生指指地面說：「上個禮拜，這裡，Me Too！」

她的腦海浮現兩個大男孩在擁擠的雨夜接頭，相視苦笑的畫面。

大年初三，她獨自去常去的台大對面巷子小咖啡店。店裡只有十個座位，每個桌上一盞小燈。黑桌布，紅白桌巾，JAZZ流暢。很多不規則的對話在腦海裏進行。

「你想過自己怎麼死法嗎？為了考試的學習，無聊的社團活動，沒有意義的競爭，集體的壓制以及偽善的規則。」———春上樹的「舞，舞，舞」。

「一個孤獨的女人。孤獨的人是可恥的。」張楚唱過。

「回來之後如何？」

「不回來又如何？」

「想做什麼，就去做。」姑姑說。

「不要壓力太大，就當做是出去唸英文。」哥哥說。

最後，自語：「你怎麼會知道明年此時在那裡？作什麼？一如去年不知今年。」旋釋懷。

正如許多人，那時紐約是她的夢想地。

中央公園旁伍迪愛倫的公寓、蘇活、百老匯…，都給她一種可以被淹沒的印象。

談到紐約，她認識的人都有一些故事。最精采的屬LUBBY。

「妳聽過『十二道金牌』嗎？」

LUBBY說的是幾次人到了麻州，想去紐約，太危險，她媽一通又一通的電話像下『十二道金牌』似的制止她。

有一天深夜，回家路上，收音機正訪問一位試圖轉形的偶像歌手。對談如下﹕

「你說你看過幾遍歌劇魅影？」主持人問。

「三次。」歌手說。

「都是在紐約？」

「兩此在紐約，一次在倫敦。」

「西貢小姐呢？你有沒有看過西貢小姐？」

「當然。今年去紐約，下著雪。我和朋友沒有事先定票，你知道百老匯一票難求，我們到戲院門口，大擺長龍。可是，你知道嗎？站在人群裏，紐約，下雪，那種感覺，好難忘的經驗。」

主持人轉而逼問，她說的「朋友」是不是猜測的某演藝人士，歌手嬌羞辯白‧‧‧。

她後來沒有選紐約，太大，名人太多，何必和們擠呢。–收錄於《愛上一個外星人》